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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文化厚重名人繁多(第2页)

纵观古代文人,被贬官者多多,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,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官和流放的历史。仅以唐代为例,文人中的李白、白居易、骆宾王、刘长卿、柳宗元、宋之问、张九龄、王昌龄、刘禹锡、元稹……但不同的是,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,却有着千差万别--可以这么说,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足迹,能与韩愈的生命旅痕媲美。这些文人雅士,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,多表现得心灰意冷,在自舔伤口中,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;而韩愈与众不同,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,也曾写下“收吾骨瘴江边”的自怜诗章;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,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,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。

韩愈在关于文学创作动因的分析上提出了“不平则鸣”的命题,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,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富有民主精神和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。韩愈在文章中列举了一大批不得志而鸣者,如孔子、庄子、屈原、司马迁、杜甫、孟郊等。它既是对中国古代诗“可以怨”、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说的传统的继承,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。这种坚毅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,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极其可贵的优秀品质之体现。更为可贵的是,他特别指出了真正有“不平”而“善鸣”者,正是“羁旅草野”之士,而非志满气得的王公贵人。因为人处于顺境之中,在腾达显贵的时候没有心思沉下心来创作,即使写作也难以工神曲妙;而不平者身处逆境之中,能切身感受到愁苦之思,写起文章来有真情实感,因此便可写出绝妙的文辞。

韩愈的古文理论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,正是在于他能在道与文两方面都提出适合于当时现实需要的新见解。同时他还以出色的古文创作实践,为他的理论作了最有力的证明。他对历代诗歌发展的批评,比较集中地表现在《荐士》和《调张籍》两首诗中。其基本思想也重在儒家的风雅比兴,这与他在古文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是接近的。

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,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。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,曾称他为“百代文宗”,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,称为“杜诗韩笔”;苏轼称他为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”。韩愈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使古文发展到成熟的高峰,从而完成了中国古代由以骈文为主到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改革,这是中国文化史和文学语言史上的一件大事,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和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深远。

韩愈身上的才情都满的溢出来了,所以,上天动了下歪脑筋,俗话说情场得意,那赌场必失意。既然我给你满腹经纶,所以你总得拿出点东西用于交换啊!所以再仕途上不管韩愈是怎样的摸爬滚打,终是看不见曙光!

尽管仕途坎坷,但即使任职地方小官,也有大作为;至于入职中央三省六部枢要之职,大施才干,礼、吏、刑、兵四部任职政绩卓著,为唐代中兴,建功立业,载入史册。

韩愈是唐代大文学家,大思想家,大教育家,一生政绩卓著。阳山因韩愈任阳山令而为之变,边远小县,为世人所瞩目;韩愈因任阳山令,从阳山开始,走向人生之辉煌。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说得好:“韩愈改变了阳山,阳山造就了韩愈。”

⒋“锦瑟”终未奏响的李商隐

拜读李商隐的诗词,总会有种雾里看花且又扑朔迷离的感觉。他真正所要交代出来的感情,在诗词里总是欲说还休!所以,鉴赏他的诗词,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感受。也有人说,要想识破他诗词当中的美与哀愁,应该从他自身上下手。如果,把他这个人自身上的谜题解了的话,估计对他诗词的理解就会游刃有余。

李商隐是晚唐诗人,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。经张采田考证,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。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,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非常遥远了。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。不过,很显然他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的现实利益。

李商隐的家世,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。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;曾祖李叔恒(一作叔洪),曾任安阳县尉;祖父李俌,曾任邢州录事参军;父亲李嗣,曾任殿中侍御史,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,李嗣任获嘉(今河南获嘉县)县令。

都说三岁看老,可能李商隐早年间所经受的一些家庭变故,才会导致他日后谜一样的人物性格!在李商隐10岁前后,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,他和母亲、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,生活贫困,要靠亲戚接济。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,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。后来,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“佣书贩舂”,即为别人抄书挣钱,贴补家用。

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。一方面,他渴望早日做官,以光宗耀祖。事实上,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。成年后,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,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。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,还由于从小孤贫,家道衰微,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。另一方面,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、敏感、清高的性格,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,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。

在唐代,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,主要的入口有两个:科举和幕府。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,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;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,如果表现出色,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。中晚唐时期,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,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。

文宗开成二年(837),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。在此之前,他已经失败过多次。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,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--即文宗太和二年(828)--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。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,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。他目前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,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。然而,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,他渐渐开始不满。在《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》诗中,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(太和七年,贾餗)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:“鸾皇期一举,燕雀不相饶。”

仕途上的诸多不顺,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李商隐在文学上面的才情。开篇就提到拜读李商隐的诗词就像猜谜语一样!但是所谓诗歌的美学应该分成两方面:一方面是它能够感知的因素,它是怎么样感受世界的。西方的现象学里讲,当你的意识接触到外界的景物、事件的时候,你那个意识是怎样在活动,那个本质才是重要的,那是能感知的一种力量。我们普通人具有能感知的力量就足够了。可是作为一个诗人就不然,一个诗人就既要有能感知的力量,还要有能写之的力量。因为诗是要写出来的,你能感之并且能写之,才成为一首诗。所以我们要读一首诗,欣赏它、评说它,而不是只在考察它的本事是什么。同样的一个故事,某甲来写可以写成非常好的诗,某乙来写也可以写成很坏的诗。所以我们真正要评说一首诗的好坏,是要从能感知与能写之两方面来衡量。一个人最微妙的一点,就是你的心灵、你的意识、你感受的时候的姿态,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,但是这个太抽象化了。

我们要想真正理解李商隐的诗,要对他的人有个理解。李商隐当年过的那种贫穷卑贱的生活,是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“及衣裳外除,旨甘是急”,什么叫“衣裳外除”,就是孝服,中国古人说服丧三年,因为父母抚养你至少要三年。守孝的期间是不准工作的,但是等到丧服脱下来,吃饭的问题就变得重要了。中国用“旨甘”两个字绝不会指自己,而是指孝敬母亲的。父亲死了,母亲还活着,所以我要赶快找个工作孝敬我的母亲。“乃占数东甸,佣书贩舂”,于是我赶快报了一个户籍把我的名字放进去,在东甸也就是洛阳城东的一个地方。把户口报到河南以后,用什么养活他的母亲?“佣书贩舂”,佣书就是他给人抄写,因为唐朝的时候印刷术还不是很流行,所以他被人雇去做抄书的工作;“舂”就是舂米,“贩舂”就是他贩卖劳力给人舂米。这是李商隐幼年时候所做的工作。作为长子,他不只要谋生。古人认为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,这才是做子孙的一个更重要的责任。所以李商隐读书一定是苦读的,我们从他的文章辞藻那么丰富,就可以看出他的书读得好,文章也作得好。我们说“有才之人,譬如锥处囊中,脱颖而出”,你如果是个普通人,那就罢了;如果你果然是个有才华的人,那么即使把你包起来,你的才华还是会像囊中的锥一样锋芒显露。所以,李商隐很小就很有文名。

很多人都说,李商隐跟杜甫迥然不同。李商隐是缠绵悱恻的,有很多诗的情意都非常长远不能隔断,不能舍弃,一直不能够自已的,以为李商隐所写的都是爱情诗。那杜甫呢?杜甫是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都是忠爱的。可是如果以诗学来说,杜甫以后学杜甫学得最好的就是李商隐。李商隐学杜甫有几种不同的方式:一种方式,就是表面学得很像,比如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,那是完全模仿杜甫写人民的疾苦,这是正面学杜甫。另外一面,就是李商隐学到了杜甫艺术性的句法,就像这句“桂花吹断月中香”,这是杜甫的句法。

李商隐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,但是他的一生真是挫折苦闷,而他又有非常独特的表现方法。繁星璀璨的唐代诗空中,除了李白、杜甫之外,还有一颗放射着神异凄迷之光的明星,那就是李商隐。虽然他没有李太白的飞扬不羁,也没有杜少陵的博大深厚,但他所特有的那一片幽微窈眇、扑朔迷离的心灵之光,在参横斗转,月坠星残的迢迢银汉中,无疑也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永恒!他的神奇绚烂如同“夜月一帘幽梦”,他的缠绵悱恻恰似“春风十里柔情”(秦观词句)。尽管千百年来,在对最能代表李商隐特色之诗篇的认识上,几乎无一不存在着分歧;尽管古今评说者异口同声地公认他的诗难懂、更难解;尽管你对他所写的背景和用意一无所知,一无所懂,但你仍能被他感性上的直觉魅力所吸引,所打动,这就是李商隐诗的最大成功。

⒌人如其名的“白居易”

李白走了,八年后,杜甫也走了,在相隔如此短暂的时间内,唐朝几乎同时痛失了两位伟大的诗人,唐朝的诗歌有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,幸好,又两年,上天把白居易赐给了唐朝。如果没有白居易,那斑斓多姿的唐朝会不会转变为单调的黑白?

白居易(772--846),汉族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河南新郑(今郑州新郑)人,和元稹并称“元白”,和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,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著名唐代大诗人和文学家,与李白、杜甫齐名,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,他的诗在中国、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。

当时,白居易的诗流传广泛,上自宫廷,下至民间,处处皆是,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、日本。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,晚唐皮日休、陆龟蒙、聂夷中、罗隐、杜荀鹤,宋代王禹偁、梅尧臣、苏轼、张耒、陆游及清代吴伟业、黄遵宪等,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。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,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,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,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。

所以说,在那个时代,白居易的地位就像现在娱乐圈中天王的地位。而他的那些流传广泛的诗词,估计放在今日,也能拿下不少什么最受欢迎奖之类的!

白居易不是一个天才,但他绝对是唐朝最勤奋好学的诗人,出身书香门第世家的白居易,少年时期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在捉麻雀、掏鸟蛋之中度过,但是他没有,当别人在无忧无虑的嬉闹时,他在屋子里读书,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读书不是家人所逼,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喜好。史书上记载他读书时的情形“昼课赋,夜课书,间又课诗,不遑寝息矣,以至于口舌生疮,手肘成胝”。

可这书读的多了,也是挺令人担心的。这万一都把书读成了死书,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么?不过,幸运的是白居易还真没让大家失望。不但没有成为一个书呆子,还把自己的性格琢磨的多愁善感起来。或许,这从事诗词创作需要的情感不但要多,而且还得复杂吧。情绪少了的话,又怎么会激发出灵感呢?

十八岁的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。顾况当时有点清高,瞧不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白居易,白居易自报家门,顾况笑曰:“长安米贵,在长安白居恐怕不容易”。白居易修养极好,知道顾况在讽刺他,他笑而不答,从容不迫的取出他所作的诗歌递给顾况,请他赐教。

在看到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时,顾况震惊了。先前的清高与不礼貌瞬时烟消云散。后生可畏,此人不可小觑,于是又对白居易笑曰:“能写出这样的好诗,在长安白居也很容易啊”。顾况这话说的果真没有错。白居易白居长安果然很容易,有顾况这样一位名流引荐,长安的文人墨客竞相邀请他去家中做客,白吃白住,甚至一些附庸风雅之人也以邀请到白居易为荣。

可是,白居易并没有在长安多作逗留!毕竟是游学么?体验过后就赶紧离开吧,怎么说还是有很多地方在等着自己的!

不过十年后,白居易再一次来到长安,这一次他将在长安长住下来,因为他考中了进士,与他一同考中进士的是一个叫元稹的诗人,这个叫元稹的诗人后来与白居易成了莫逆之交,并强强联合,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革新运动,史书上称之为“新乐府运动”。

古时不比现在,文人的出路只有两条,要么做官,要么做隐士,踌躇满志的白居易没有逃脱历史为他圈定的命运,中进士及第二年,他被授予校书郎的职务,一个可有可无的闲差。这一年,白居易刚好而立,不管怎样,总算步入了仕途。

文人遭遇政治,悲剧便诞生。这是千古不变的历史定律。除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,文人只不过是他遮人耳目的幌子,只不过是他加官晋爵的政治手腕。真正的文人,犹如屈原,犹如陈子昂,犹如白居易,等等。

白居易尽职尽守干了五年的校书郎,之后被授予翰林学士,不久又官拜左拾遗。这又是什么样的官呢?简单的说类似于现在的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,不同的是左拾遗没有实质性的权力,也没有任何品阶,它的主要任务是挑大臣们和皇帝的毛病。很明显,这是一种表面看起来很威风实质上吃力不讨好、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官职,谁都不愿意当这个官职。陈子昂就是因为老说一些实话,从而遭到小人武三思的忌恨,结果死于非命。

较之于陈子昂,白居易直言上谏有过之而无不及,他骨子里是一个诗人,他全然不懂权谋之术,全然不懂官场里面的潜规则,他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,他以一颗单纯的心,以简单的善恶来区分这个复杂的世界,他说他想说的,他做他该做的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,自己卷进了政治漩涡!

元和六年是白居易支离破碎的一年,是惨不忍睹的一年。

这一年有太多的不幸接二连三的袭击这个男人。首先是他母亲的去世,按照古时的礼法,白居易应该回家守孝三年,称之为“丁忧”,屋漏偏逢连夜雨,丁忧期间,他未成年的爱女又夭折而去,还没有从丧失母亲的巨大悲痛中解脱出来,又要遭受丧失爱女的悲痛,仿佛一夜之间,白居易苍老了许多。

丁忧期满,白居易重返朝廷,官至左赞善大夫,专门陪太子读书。心灵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,一道更为严重的伤口在他心中又裂开了,他被赶出了长安。贬为江州司马!

照我看来,这其实也未必是件坏事。本来文人就不太适合官场当中的明争暗斗。说不定去到一个曲径通幽的地方,更适合自己的才情发挥!少了长安的浮华与虚荣,少了长安的喧嚣与阿谀,多了闲适与安宁,白居易把所有的心思用在了诗歌创作上,只有在写诗的时候他才可以忘掉长安,忘掉被谪贬的痛苦。

其实,将白居易贬出为官之地,也是当朝统治者的损失。为官上面,白居易的成就也是不容小觑的!白居易一生经历了代宗、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八位皇帝,前后历官二十任,自校书郎始,以刑部尚书致任,他自始至终信奉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处世原则,官场上不为权贵所屈,不为党争所累,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品行。在京城为言官,他是诤臣;在地方主政,他是亲民、爱民、忧民、为民的清官。这在当时那个社会,实属凤毛麟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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